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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育誌性侵絞殺馬國女大生判免死！ 死者母親沉痛發聲：怎樣才是最嚴重犯罪？
出版時間：2026/01/29 16:55
(更新時間：2026/01/29 16:56)
【記者王勇超／高雄報導】兇嫌梁育誌2020年犯下震驚社會的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生命案，以殘忍手法性侵殺害被害人，一、二審及更一審均判處死刑，但最高法院撤銷發回後，高雄高分院更二審今改判無期徒刑，認定梁男雖手段殘忍，但未達「情節最重大之罪」。判決結果引發被害人家屬強烈反彈，死者母親沉痛表示：「不能接受這樣的判决！」，質疑究竟還欠缺哪些要件，才是最嚴重犯罪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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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害人母親質疑「這樣還不算最嚴重？」
被害人母親表示，她無法認同也無法接受改判結果，認為這不僅是單一案件的判決，而是司法制度對重大性侵殺人案件所傳遞的價值訊號。她質疑，當犯行已被認定極端殘忍、再犯風險明確存在，究竟還欠缺哪些要件，才會被視為「情節最重大之罪」？
被害人母親強調，自己並非要求司法迎合情緒，也不否認被告依法受審的權利，而是希望制度在量刑時，能更具體說明為何在高度風險評估下，仍選擇相信教化而非防範，並確實回應被害者家屬的痛苦與社會安全的期待。
被害人母親呼籲社會正視，現行制度在重大性侵殺人案件的量刑判斷上，是否已出現落差，「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一位母親，必須一邊讀著判決書對殘忍犯罪的描述，一邊卻被告知，這樣仍不足以被視為最嚴重。」
被害人母親寫了一篇長文，她說，想透過媒體發言，「心情很難過、很無助」，希望有辦法把想說的話說出去。
「連法院都承認殘忍，卻仍不足以判最重？」
以下為被害人母親所寫的長文：
身為本案被害者的母親，對於法院在本案中，將「強制性交殺人」由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的結果，「我無法認同，也無法接受」。
這是因為我認為這份判決所呈現的價值判斷，已經超出了單一家庭所能承受的範圍，攸關整個社會如何看待重大性侵殺人案件，以及司法制度如何回應極端暴力。
判決理由中，法院一方面明確認定，被告事先選定偏僻地點、長時間觀察女學生夜間行徑、攜帶已打好「上吊結」的麻繩作為犯案工具，並在前一次性侵未遂後，並未停止行為，反而升高犯罪強度，再度鎖定落單女學生下手；同時也認定，被告以極端殘忍的方式剝奪被害人生命，並於被害人瀕死狀態下施以性侵，對被害者及其家屬造成「既深且鉅之痛苦」。
此外，本案中，凱旋醫院與嘉南療養院之專業評估，均指出被告具有高度再犯風險，顯示其人格結構與行為模式並非短期可矯正，屬於教化困難之對象。
然而，法院在明知上述專業鑑定結果的情況下，仍以「長期監禁、輔以治療與教化，當可改善更生」作為量處無期徒刑、排除最嚴厲刑責的重要依據。
這不免令人質疑：當專業醫療與矯治機構已明確指出再犯風險高、教化成效有限，司法卻仍以「可期待教化」作為理由，是否已將希望凌駕於風險評估之上？又是否因此，將社會安全與潛在被害者的風險，置於過於樂觀的假設之中？
尤其在本案已發生一次性侵未遂、卻未能阻止被告升高暴力、最終奪命的情況下，這樣的再犯風險評估，本應被視為量刑時的重要警訊，而非被輕描淡寫地納入「仍可期待更生」的結論之中。
然而，在已具體認定上述高度準備行為、反覆升高暴力，以及專業鑑定所示高度再犯風險的情況下，法院卻仍以「尚難認定事前預謀殺人」、「非情節最重大之罪」為由，排除死刑的適用。
這不禁令人質疑：當一個人帶著打好上吊結的麻繩，長時間埋伏、觀察女學生，且經專業評估顯示難以教化、再犯風險高，這樣的行為與人格危險性，究竟還欠缺哪些要素，才會被司法認定為最嚴重的犯罪？
我想請社會一起思考的是：
當一個人攜帶明確具致命風險的工具、選定犯罪地點、反覆鎖定特定對象，並在被害人反抗時選擇痛下殺手，且經專業評估顯示再犯風險偏高、教化困難，這樣的行為，是否真的仍不足以被視為「情節最重大」？
如果連這樣的案件，都被認為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，那麼，法律對於保護社會、預防再犯所要傳達的界線，究竟在哪裡？
我並非要求司法迎合情緒，也不是否認被告依法受審的權利。我所質疑的，是現行制度在量刑判斷上，是否一方面承認犯罪行為的極端殘忍與高度風險，另一方面卻在面對專業鑑定指出之再犯可能性時，仍過度依賴抽象的教化期待，而未能將社會安全與潛在被害者的保護，置於同等重要的位置。
但在所有制度語言之外，我必須說出一個母親心中無法承受的事實：在生命最後的那段時間裡，我的女兒不是抽象的「被害者」，而是一個清楚感受到恐懼、疼痛與無助的孩子。她在黑暗中遭到暴力攻擊，被拖行、被毆打、被勒住喉嚨，身體一次又一次承受重擊，無法逃離，也無法呼吸。她並非瞬間失去意識，而是在被暴打、被控制、被侵犯的過程中，清楚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死亡，卻無力阻止。對我而言，這些不是判決書中的冷靜文字，而是我一輩子都無法抹去的畫面與心痛。
對被害者家屬而言，這樣的判決不只是法律結果，而是一個訊號——彷彿在告訴我們，即使付出一條生命，即使過程如此殘酷，即使專業評估已示警再犯風險，只要仍被認定「尚可教化」，仍可能被視為制度所能承受的代價。
我站出來發聲，是希望社會能正視：
在重大性侵殺人案件中，現行量刑標準是否已經出現落差？
法院在面對高度再犯風險與教化困難的專業鑑定時，是否需要更審慎、更具體地說明，為何仍選擇相信教化而非防範？
以及，被害者與其家屬的痛苦與社會安全，是否真的在量刑中被實質地看見與回應？
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一位母親，必須在判決書中，一邊讀著對犯罪殘忍的詳盡描述，一邊卻被告知，這樣的案件仍不足以被視為最嚴重。
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悲痛，而是制度必須正視的問題。
死前不想留遺憾 動念隨機性侵
做出此判決的合議庭成員為審判長陳中和、陪席法官莊崑山、受命法官陳紀璋。
判決指出，梁育誌因衝動購車而背負車貸，由家人協助償還，他雖有職業大客車駕駛執照和工作機會，卻一心想要更高薪的工作而離職，將自己陷入經濟窘境，萌生「死前不想留下遺憾，不如試一下刺激的」念頭，起意隨機性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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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性侵沒得逞 竟精進犯罪計畫
他利用地利之便，長期埋伏長榮大學附近一條偏僻昏暗的高架橋下便道，觀察女大生夜間下課走便道回家的狀況，2020年9月30日晚間8時許，埋伏該處，隨機挑選一名獨自步行夜歸的女大生、摀住口鼻企圖性侵，女大生不斷呼救掙扎，梁男嚇得逃離，並未得逞。
梁男並未因此放棄，精進犯罪計畫，10月28日晚間，隨機挑選落單獨行的馬國女大生，將事先打好「上吊結」的麻繩繩圈套入女大生頸部、強行拖到路旁隱密處，女大生反抗、呼救，遭梁男強力悶壓口鼻並毆打臉部，梁男再勒緊繩圈，見女大生缺氧窒息昏迷後，以不明柱狀物性侵，導致正值生理期的被害人因大量空氣進入心臟，心臟氣體栓篩。
梁育誌逞慾後，還偷走女大生手機、icash卡等財物，將瀕死的女大生拖上車，開車載著屍體四處繞行19小時、找尋棄屍地點，途中還拿死者手機抵押加油費，最終將女大生棄屍在高雄市大崗山山區某邊坡下。
梁育誌對第1名女大生性侵未遂已遭判有期徒刑2年10月定讞、將馬國女大生棄屍，也被依遺棄屍體罪判2年定讞。
「反社會型人格」再犯風險高 三度遭判死刑
至於殺人部分，一、二審到更一審都認定他非自首、沒有精神問題等減刑事由，犯行兇殘，且犯下兩公約和憲法法庭死刑釋憲意旨所指的「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」，再犯風險高，因此判他死刑。但再遭最高法院發回更審。
更二審改判免死 法官：非情節最重大之罪
高雄高分院更二審今改判梁育誌無期徒刑，判決雖仍認為梁男犯罪手段殘忍，但合議庭認為，梁育誌原來的犯罪計畫只是劫財劫色，雖然他事前將麻繩打成「上吊結」，但首次對被害人收緊繩圈後，因被害人反抗、呼叫，他心慌擔心犯行曝光，氣憤下才痛下殺手，第二度收緊繩圈絞殺被害人，因此無法認定他事前預謀殺人。
更二審合議庭審酌，梁育誌犯罪動機僅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，惡性重大，但他非事前預謀，侵害生命的危險和輕視生命的程度，和計畫性地殺人或殺數人的情形有別。此外，梁男一人單獨犯案，沒有共犯，性侵被害人的手法導致她心臟氣體栓塞、以上吊結勒斃的手段也相當殘忍，造成被害人家屬的痛苦，但合議庭認為，仍和最嚴重的犯罪情形稍有不同，難以認定他犯下「情節最重大之罪」。
合議庭另審酌凱旋醫院、嘉南療養院及醫師、教誨師等意見，認為若對梁男施以長期監禁，輔以心理治療措施及監所內的輔導教化，就可促使他深入反省並改善更生，且現行無期徒刑須執行25年以上，且有悛悔實據才能假釋，因此依殺人罪判他無期徒刑、 強盜罪判刑8年。還可上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