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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移工40萬規費救不了！巨大捷安特遭美暫扣令難解 監委調查揭勞動部疏失
【記者施智齡／台北報導】自行車大廠「巨大集團」去年輸美貨品被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（CBP）認定涉及「強迫勞動」，予以暫扣至今，成為台灣製造業遭美方制裁首例，長年企業模範生頓時失去美國市場，弔詭的是，以國內勞動法規檢視巨大卻查無違法事宜。
監委調查結果披露，勞動部雖已事先掌握，但卻依台中市府回復的調查結果認定無違法，未進一步查證，對強迫勞動議題風險敏感度不足。台中市府查核內容集中仲介收費、宿舍環境及形式性事務，未依國際勞工組織的指標就工時制度、薪資給付、行動自由及管控等核心風險進行實質查核，查核作為流於形式。監察院已函請勞動部及經濟部檢討改進。
監察委員賴振昌表示，「暫扣令」衝擊不亞於美國關稅，但政府、國內普遍將之視為個案，一旦制裁擴及產業、國家，影響嚴峻。
監察委員王幼玲、賴振昌、紀惠容今共同召開記者會，公布「首起製造業遭美國CBP執行強迫勞動暫扣令衝擊我國形象」調查報告。
美國1930關稅法第307條規定賦予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（CBP）貿易制裁工具，對於任何涉強迫勞動的進口貨品得直接扣留，無需司法判決，企業端則需自行舉證沒有強迫勞動後，貨品才會被放行。CBP於美東時間2025年9月24日，認定巨大集團進口貨品涉及「強迫勞動」，發布暫扣令，並禁止巨大產品輸入美國市場。
巨大亡羊補牢
王幼玲指出，台灣遠洋漁業過去有大旺號、連一星12號、裕隆2號涉及強迫勞動，漁貨被CBP扣留前例；巨大案是台灣首宗製造業被暫扣的案件，全都是涉及外籍移工勞動條件。
CBP列舉巨大集團「強迫勞動」事實，包括工作、生活環境苛刻，宿舍擁擠著太多人、衛生差；抵債勞務，仲介費高達6700美金，且每個月扣移工薪資1500元～1800元不等，用於交給仲介的服務費；以及超時加班等狀況。
巨大貨品遭「暫扣」制裁後，王幼玲等3監委實際到台中巨大公司觀察，發現業者積極改善，1個星期馬上替勞工換新宿舍，從原本一房住12人，變成住8人，並從去年元旦起改為零招聘費，原本由移工支付的仲介費、服務費、規費，改由公司全額支付，同時，去年12月完成返還在職移工規費，年資久的移工每人最高領到40幾萬元。
即便巨大亡羊補牢，仍未滿足CBP的要求，暫扣令迄今未解除。王幼玲指出全案癥結，在於台灣制度沒跟上國際趨勢，國際早從「事後認定」轉向「事前風險判斷」，巨大早出現高風險症兆、被外媒報導，勞動部2024年交給台中市政府去查，卻查無違法，因為台灣勞動法令跟國際標準有落差。王認為，勞動部對於強迫勞動議題的敏感度、資訊掌握跟風險辨識都不足，沒有及時釐清，致風險逐步擴大，釀致暫扣令的發生。
仲介利益龐大 「抵債勞務」得花3年才有解
王幼玲點出政府缺失，勞動部、經濟部流於提醒，要企業跟歐美等國做生意時，注意他國對供應鏈、人權的要求，要企業自行檢視企業風險，政府缺乏整體制度來支撐。
跟國際法規落差部分，王幼玲表示，勞動部反映已提出修法草案禁止「扣留身份證件」，但抵債勞務部分，需要3年才能完成修正，此前，將提供企業防止強迫勞動的指引。為何需耗時3年？據勞動部說法，需計算每個國家、每位移工來台工作的成本，如果由雇主負擔服務費，業者有議價能力，以及是否一體適用於家事移工等類型，仍需研議。
紀惠容直言，花3年時間修正抵債勞務「太慢了」，台灣引進移工的國家源沒幾國，困難處在於仲介、企業利益協商。她認為，巨大案對台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，該企業在台灣是一個大品牌、模範企業，業者不解完全合規，怎會被國際暫扣，經釐清才知道台灣跟國際人權的標準有落差，其一落差就是債務勞動，很多來台的外籍移工會先跟仲介借錢，事後再從薪資扣還，還有每個月需付仲介服務費，這些都不被國際法規允許，國際上，勞工的機票錢、仲介費、健康檢查費用等規費項目，都由資方付費，但在台灣卻是勞工自付。
不要只想引進便宜勞力
紀惠容說，台灣是一個貿易的國家，如果要跟國外貿易，絕對不要思考要引進便宜的勞動力，其實移工沒有比較便宜，如按照國際法規，移工成本是高的。觀念一定要轉變，不只美國，歐盟也開始關注、要求勞動人權，台灣還在前期，沒有真正的啟動。
賴振昌表示，啟動巨大案調查，是因為此為國內製造業首例，如變成產業慣例，影響重大。他感慨，去年關稅協定引起全國、全世界關注，涉及強迫勞動遭經濟制裁的影響，不亞於關稅，但不被重視，國內普遍將之定位為公司個案問題。
他強調，國內法規、觀念要接軌國際人權觀念，政府不該認為「暫扣令」是企業應承擔的風險，讓業者單打獨鬥，企業未必有此能耐，現在是個案，未來會擴大到整個供應鏈、產業、國家，政府跟企業必須打團體戰。
監委調查指出，勞動部雖已掌握相關輿情，交由地方政府查察，但後續僅依地方政府調查結果，即認定「無違法情事」，未進一步建立複核、再查證機制，顯示對強迫勞動議題的風險辨識敏感度不足。
調查也指出，台中市政府接獲通報後雖有進行查察，但查核內容多集中於仲介收費、宿舍環境及形式性事項，未依ILO（國際勞工組織）指標，就工時制度、薪資給付、行動自由及管理控制等核心風險進行實質調查。多數案件亦以「經協處後無疑義」或「移工失聯」為由結案，未見持續追蹤或後續勞動檢查機制，顯示查核作為流於形式。
監委們認為，全球供應鏈治理漸以ILO提出的強迫勞動指標，作為人權風險辨識核心工具，歐美各國亦將其納入監管制度，國內企業即使符合國內法令，仍可能因未符合國際人權標準而被認定具供應鏈風險。現行制度尚未建構一致且可操作的國家級人權風險辨識及查核架構，導致相關風險評估多由企業自行承擔，增加其於國際市場面對監管時的不確定性。
